张学良晚年对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西安事变”保持沉默，这沉默背后，实则是他难以启齿的困境。懂历史的人，一眼便能看穿，“西安事变”实际上是他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行动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，特别是11月20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刊登的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小文章，其中一首《哀沈阳》组诗，对张学良的指责尤为尖锐：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当行；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”这几句诗，痛斥张学良好色不顾国事，导致东三省沦陷。

然而，张学良的沉默并非因他沉浸在温柔乡中，而是他被迫遵循蒋介石的命令行事。他替蒋介石背负了沉重的责任，但这责任几乎压垮了他。

喘不过气来的张学良，决定采取行动。他率东北军抗日，在1933年的热河守卫战中，展现了他的决心。失败后，他辞去职务，远赴欧洲寻求自救之道。

在欧洲，张学良遇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，并认为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集权模式来复兴。回到中国后，张学良对蒋介石言听计从，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成为中国的墨索里尼。

然而，这种服从并没有让张学良得到真正的权力，反而加剧了他的反叛心理。当蒋介石派他率东北军去西北围剿红军时，张学良的反抗情绪达到了顶点。

在与红军的战斗中，张学良遭受了三次惨败，东北军的伤亡惨重，士气低迷。与此同时，国人对东北军的不满和谴责也达到了顶峰。

面对这种困境，张学良必须自救。他选择了与杨虎城和红军达成停战协议，并通过共产党与苏联接触，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。

西安事变的爆发，实际上是张学良自救行动的延续。当蒋介石密令撤换他的职位时，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，这是他对“九一八事变”后局面的直接回应。

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让张学良得以洗刷不抵抗的骂名，并帮助中国实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，从而成为有功之臣。

尽管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遭受了长期的软禁，但他的这次自救行动，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历史证明，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一次成功自救。